作者：Kuqilin（kuqilin@outlook.com）

敦行志

广东广雅中学2027届高三级组

第5期

2026年8月17日

编者按

李普曼警示我们：别把“刻板印象”当成全部真相。备考中，若只盯着平均分、纠结一时进退，便是陷入了认知盲点。真正的破局，在于看懂“二八定律”背后的事律逻辑——80%的提分，往往来自20%的核心漏洞。愿你们跳出“线性努力”的陷阱，在AI浪潮前找准属于自己的“优先连接”，教本务实，行稳致远。

这一种认知陷阱，人人都很难避开

我们很少觉得自己活在偏见之中。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相信，某些人“向来如此”，某些事“本来就该这样”。

面对复杂的世界，大脑不可能每次都从头观察、分析和判断。它会借助已有的经验与印象，迅速理解眼前的一切。这种认知捷径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却也可能让我们只看见符合预期的部分——它就是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中所说的“刻板印象”。

在近百年前（1922年），他就从刻板印象的形成与作用谈起，继而以进化论、机械革命和美国社会为例，层层拆解“进步”如何从一种历史经验，逐渐变成不容怀疑的偏见……

其实，刻板印象并不可怕。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忘记了它只是帮助理解现实的工具，却把它当成了现实本身。

1. 人们常常只看见他们想看见的

刻板印象中的世界并非迎合我们喜好标准的世界，只不过是符合我们预期的世界。如果事物之间有些联系，我们就会产生某种熟悉感，而且我们会感到自己正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变化。

若我们是渴望活得自由自在的雅典人，那我们的奴隶必须天生就是奴隶。若我们之前对朋友说自己可以在95杆之内完成高尔夫18洞然而事实上用了110杆，那我们会告诉朋友原因是自己今天没发挥好，这也就等于表明自己和那些需要多打15杆才能完成的蠢货不是一回事。

若非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多的人愿意去孜孜不倦地整理、归纳和升华各种刻板印象，并将其转化为《政治经济学定律》《政治学原理》一类的逻辑体系，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始终会依据各种杂乱无章、交替出现的刻板印象各行其是。一般而言，只要我们谈及文化、传统和群体精神，就一定会想起那些天才们创造的逻辑体系。

如今，已经没有人怀疑不断研究和评价这些理想化逻辑体系的必要性，但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公众人物不会就此裹足，因为左右历史进程的并非某个天才所总结的逻辑体系，而是每个人脑海中交替出现的模仿、复制、伪造、类比和歪曲。

一位如丽莎夫人一样低眉顺眼的评论家说：

“相对论向人们宣示，它自己一定会发展成如进化论一样的普适性原理。进化论起初只是一项专门的生物学假说，后来则演变为适用于几乎全部生活范畴的启发性规律，被运用在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哲学、艺术、蒸汽机、电车等各个领域。一切都在‘进化’。‘进化’变成一个寻常可见的字眼。而在很多情况下，当进化论原本的准确含义荡然无存，其演化出来的理论亦受到曲解时，这一理论本身也变得含糊不清。

我们完全可以大胆预言，相对论也会拥有相似的命运和发展进程。这项物理学专业理论目前尚不能被人们完全理解；未来，它也会变得更加模糊。历史将会重演。正如进化论一样，当人们对相对论展开了大量通俗易懂却科学性欠佳的解释之后，后者将会迈开征服世界的步伐。我们认为，相对论到那时可能会被称作相对主义。

毫无疑问，对于这一理论的诸多更为广泛的运用方式将会大行其道，其中一些会显得滑稽可笑，还有一大部分则会成为老生常谈。紧接着，这一物理学原理，这颗已经成长为参天巨木的小种子，将会再一次成为科学家的纯专业兴趣。”

然而，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相对论必须要与现实的某些方面有所契合，无论这种契合是否严密。

伯里（Bury）教授指出，进步观这个东西长期以来都是人们设想出来的。他写道：“这种人们设想中的观念若不能表现为某种外在的具体形象，或未能得到某种显著的现实证据支持，便很难渗透到普世观念中并为普罗大众所了解。对于进步观而言，这两个条件在1820—1850年间（的英国）都得到了满足。”

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于机械革命。“出生于19世纪初的人在不满30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汽轮航运的高速发展，看到了城镇和家庭的汽灯照明，看到了第一条铁路的开通。”在普通人的观念中，这样的奇迹让他们形成了一种意识，认为人类是完美的。

正如伯里教授所言，进化论原本是介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的中立观念，但由于其宣称变革是永恒的，且人们在现实中见证了这种变革如何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有力征服，于是大众意识便将两者混为一谈了。进化原是达尔文自己的设想，后经赫伯特·斯宾塞的复杂加工，竟变成了“向着完美演化的过程”。

2. 当“进步”成为不容怀疑的常识

诸如“进步”和“完美”这样的刻板印象，大体上是由机器的发明所构建的。总的来说，这种机器发明直至今日还在继续。

在美国，机械工业进步的奇观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为壮美，甚至已经对全部道德准则产生了影响。美国人几乎可对任何侮辱逆来顺受，但绝不能容忍被人指责不思进取。

无论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新移民来说，美国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总是令人大开眼界。这样的物质文明进步令美国人形成了一种用以观察世界的基础刻板印象：乡村会变成大都市，其貌不扬的建筑会变为摩天大楼，小的会变大，慢的会变快，穷的会变富，少的会变多，一切都会更上一层楼。

当然，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这样看世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不会，威廉·阿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也不会。但总有人会。这些人出现在杂志上，鼓吹着成功学，扮演着美国的建设者的角色。

他们的观点大抵如此。他们宣扬进化、进步、繁荣，宣扬美国派的做事方式。我们当然可以对此不屑一顾，但事实上，这些人的行为模式在人类的总体行为模式中，十分具有代表性。

这种模式对待某一事物采取客观的价值标准，对待另一事物又采取世俗的标准，对待第三个事物却可能会大肆宣扬量化思维方式。毫无疑问，这种观念把卓越等同于规模大，把幸福等同于速度快，把人的天性等同于发明新装置。同样的动机还在持续影响人们的道德准则。人们对于最大、最快、最高、最小（若你是手表或显微镜的生产者）的渴望，对于登峰造极和无与伦比的效果的追求，实质上可能已经被视为一种高尚的热情。

无疑，美国人的进步观与其经济状况和人性特点所折射出的大量社会现实是相符合的。它将不计其数的斗争、占有欲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转变为生产劳动。甚或直到如今，它始终未曾严重挫伤过这个社会中活跃分子的活跃本性。

正是这些人创造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使他们在工作、交媾和娱乐中都能获得充分的满足感。而他们对山川、原野和远方的征服以及在人与人的竞争中所获得的胜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宗教的功能，即某种具有普适性的交融感。

这种模式依照理想—实践—成果的顺序运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竟致使任何试图对其提出挑战的人都被当作反美分子。

3. 当现实开始不按预期发展

然而，在这种模式下描绘出的世界必然是狭隘而片面的。将进步等同于“发展”的思维定式意味着社会环境中的诸多方面都被直接无视。总体而言，美国人由于对眼下这种关于“进步”的刻板印象深信不疑，而习惯性地对不符合“进步观”的东西视而不见。

他们看到了城市的扩张，却无视贫民窟的增多；他们为人口普查的结果欢呼雀跃，却无视空间的过度拥挤；他们骄傲地展示着社会的成长，却无视农民和无法融入社会的移民群体的漂泊生活；他们疯狂地发展工业，却罔顾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他们组建巨头公司，却将产业关系的协调抛诸脑后；他们将美国打造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未曾想过以怎样的体系或理念去摆脱自身孤立无援的境况；他们在精神和物质都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卷入了世界大战，直到踉踉跄跄地走出战场时，才意识到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自己从战争中什么都没学到。

在世界大战中，美国式刻板印象的优点和缺点得到了清晰的展示。只要不断征兵、筹集无数借款、建造无数的战舰、生产大量的武器并全力以赴，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种观念符合传统的刻板印象，并确然创造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奇迹。但在深受这种刻板印象影响的群体中，却鲜有人去思考胜利的果实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收获胜利的果实。因此，目标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刻板印象的作用下，胜利也被仅仅定义为战场上的大获全胜。

在和平年代，没人关心速度最快的汽车是用来做什么的；在战争时期，也不会有人在乎取得“彻底的胜利”究竟目的何在。然而在巴黎，这套刻板印象严重背离了事实。不打仗的时候，你尽可不断用大的东西替换小的东西，再用更大的东西替换大的东西；而一旦打起仗来，假若你已经赢得了绝对的胜利，就绝不可能继续赢得“更绝对”的胜利。你必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来处理问题。若缺少了这种模式，那么战争于你及许多和你一样的善良人而言，便只能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寡淡结局。

这意味着，在某一节点上，刻板印象和事实情况（而事实不容忽视）一定会发生冲突。这个节点必然存在，因为我们脑海中关于事物的印象远比事物实际的起伏转折要简单、稳定得多。因此，在某个时刻，这个盲点会从视野的边缘走向中心。

此时，除非有批评家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警告，或领导人能够理解这种变化，或人们拥有宽容的习惯，否则本来有助于人们在认识中简化努力、集中精力的刻板印象——比如1917年、1918年的情况——就会转而蒙蔽人们的双眼、妨碍人们的努力、浪费人们的精力。

4. 盲点“有用”但并不总是如此

不加批判地固守刻板印象不仅会使我们对许多本应被纳入考虑的东西视而不见，而且一旦日后反省清算，刻板印象土崩瓦解，那么即便自己当时拥有一些理性智慧，对重要问题也做了一些严肃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果也会一并坍塌。

所有的循环往复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每一套刻板印象中，都存在某个节点，一旦达到这个节点，努力就会告停，事情则会朝向你所期望的方向自行发展。激进的刻板印象会强有力地刺激人们的行为，甚至使人们无须再去试图判断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以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行为。

盲点会掩盖某些事实。若事实未被掩盖，并被纳入了考虑，它就会去审视人在刻板印象驱驰下的所作所为。如果改革论者像笑话里的那个人一样自问到底想如何利用自己因打破纪录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如果自由放任主义的鼓吹者除了考虑人的自由和旺盛的精力之外还兼顾其他观点中所提到的人性，如果集体主义者也稍微考虑一下如何让官方守住其领导地位这一难题，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质疑自己的灵感……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哈姆雷特和更少的亨利五世。

这是因为，盲点的存在会使人们摆脱有可能令其注意力涣散的种种想法；这些想法一旦为人们所感知，就会连同其所引起的情绪，共同导致犹豫不决和意志薄弱。

因此，刻板印象的存在不仅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节省时间，维护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还阻止我们规范、全面地观察世界，在最大程度上消弭了我们可能有的迷惑。

别轻易把成见当作事实，真正开阔的人生，始于保持独立思考，也始于允许现实修正自己。

有一种清醒，叫“二八定律”

生活中，很多人都听说过“二八定律”：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源，少数选择带来大部分结果，少数关键节点影响着整个系统。但我们或许很少追问，这种看似简单的比例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刻的道理。

北大金融学家欧阳良宜在新作《万物之理》中提醒我们，“二八定律”并不只是一条关于财富或成功的经验总结，其背后是更为普遍的幂律法则。它存在于商业、网络、社会乃至自然系统之中，也影响着每个人的机会与选择。

看清这一规律，并不是为了接受差距、屈从命运，而是为了重新审视努力的方向，在尚未拥挤的新赛道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破局机会。

1. 你以为的“平均”正在遮蔽真实世界

人类很早就学会了用平均来理解世界：平均身高、平均工资、平均寿命和平均绩效。我们相信，书山有路勤为径，努力可以让我们超过平均线。这种看似公平的叙述，构成了现代社会大量制度设计与舆论叙事的基础。它温和、有序和激励人心，也让大多数人相信自己并不落后于他人。

然而，现实世界并不总是按照平均数运行。在复杂系统中，真正决定资源流动、权力结构、社会变动的，往往是那些罕见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极端事件、极端个体与极端连接。这就是幂律分布的真实逻辑，极少数人主导了绝大多数结果。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类的大脑并不擅长理解幂律现象。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主要处理的是局部、低复杂度的信息，线性因果和正态波动足以解释大多数日常经验。

在一个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不会遇到“财富差距达到10万倍”或“病毒传播成千上万倍扩张”的事件。因此，大脑天生倾向于线性思维。我们会高估小概率事件（比如彩票中奖）的影响，低估极端值（比如平台头部流量）的统治性，并始终认为努力终有回报。但在幂律世界中，增长不是线性的，影响力也不按百分比分配，而是以指数差异的方式集中，此时，平均值便失去了意义。

这种认知偏差导致我们对世界的结构性不均衡缺乏直觉感知。比如，许多人会以为社交网络上的10万个粉丝只是“比我的粉丝多一些”，而不是在传播结构中属于另一个数量级；会以为一家公司的规模比另一家大10倍只是规模不同，而忽视前者可能同时拥有之于后者100倍的资本优势、品牌扩散能力与市场控制权。这种误判不仅存在于个人认知中，还体现在社会制度对幂律的系统性遮蔽上。

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幂律结构的显性表达。例如，教育体系通过年级制度和考试标准来制造看似公平的差异，但真正决定学生未来社会阶层的，并非考试成绩本身，而是其所处学校、家庭资源、信息密度与机会网络等。这些因素大多数并不出现在评分表上，但它们在结构中的权重有时甚至大于分数。

而企业管理中的KPI制度、组织绩效评价，也常以人人均有贡献为假设前提，忽视了往往只有 10% 的员工创造了 90% 的商业价值。在国家统计中，人均GDP成为衡量经济水平的基础单位。然而在人均数值之下，隐藏的是财富不均与结构性机会失衡。我们自己也常常身在幂律系统之中，却未必能够意识到。我们每天刷短视频，几乎只刷到那 1% 热度内容的不同分身；我们最常使用的App不过三五个，却已经占据了 90% 以上的手机使用时间；我们听的歌、看的书、读的公众号、买的商品，有极大概率是来自极小比例的生产者。这些现象不是偶然，而是结构逻辑的自然结果。内容平台的算法强化了这种趋势。头部“UP主”通过流量获得曝光，曝光带来点赞，点赞反过来影响算法分发，而算法再把更多的流量推向这些头部内容。在这一循环中，大多数创作者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可见度，即便他们的内容比起头部“UP主”并不逊色。

幂律结构不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高深知识，而是每天实际生活的底层机制。我们实际上活在一个头部主导、尾部沉默的结构中，只是整个系统刻意为我们装上了一副平均主义的滤镜。这种遮蔽不仅让我们低估风险，也让我们在制度安排、文化心理和公共话语中误判了权力与资源的真正分布方式。

理解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反对幂律或否定结构性集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结构，而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以及是否拥有足够的制度工具去识别、应对、调节这些极端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幂律世界中，最大的风险不在于不平等，而在于我们自以为是平等的。

2. 真正的逆袭不是在旧赛道上拼命

这里纠正一个常见误解：尽管幂律主导世界，但是普通人也有可能逆袭上位。

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幼时父母离异，由继父抚养成人。他曾梦想成为理论物理学家，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后才发现，世界只需要十个这样的天才，而自己肯定不在其中。于是他转向计算机和金融，进入华尔街对冲基金D.E. Shaw & Co.任职，成为最年轻的副总裁。

1994年，当他敏锐察觉到互联网用户正高速增长时，毅然辞职，驾车横跨美国，在西雅图创办了一家线上书店——亚马逊。贝索斯这个果断的决定从此为他开启一段幂律式的创业之旅，用技术和系统不断放大影响力，改变了全球商业格局。2026年8月3日。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文件，计划出售1500万股亚马逊股票，市值约40.7亿美元。如果你多读几部传记，就会发现朱元璋、拿破仑、乔布斯、马云和孙正义这样的成功者也起于微末。这些伟大创业者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努力地在旧跑道上奔跑，而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新的幂律曲线（互联网）刚刚启动、尚未形成头部锁定的时刻，果断成了那个优先连接的节点。

逆袭的机会，在于跳上新的指数列车，而非在旧铁轨上加速。但是请注意，在幂律的头部形成之前，它往往看起来像是一个边缘的、不起眼的，甚至是可笑的荒原。

3. 极端集中之后往往就是系统性崩塌

在一个结构高度极端化的系统中，失衡并不是一种风险，而是一种必然。幂律分布带来的并非只是资源的集中与效率的提升，更是系统韧性的减弱。极少数节点掌控过多能量，意味着系统的稳定性依赖于少数关键点的健康与可控性。一旦这些节点被扰动、反馈链断裂，整个系统就会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瓦解。这种现象在自然界、经济系统与历史结构中都屡见不鲜。它并非源自坏运气或“黑天鹅”事件，而是幂律结构自身的宿命逻辑。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幂律系统。在新陈代谢、血管网络、神经递质扩散等层面，能量和信息都以近似幂律的方式分布。而癌细胞的崛起，正是一种幂律机制失控的表现。一枚微小的突变细胞，在正常免疫系统未能识别或抑制的前提下，通过自我复制—免疫逃逸—血管诱导—代谢重编程等机制，构建起一个反馈回路。当这种反馈的能量消耗路径嵌入整体系统，癌细胞便迅速蚕食原本均衡的细胞网络，迫使整个系统资源向其倾斜。

这种结构性的倾斜带来两种后果：一是能量高度集中于异常节点，削弱了其他区域的功能；二是系统整体进入不可逆的崩溃轨道，最终以器官衰竭或全身系统性失败告终。

2008年金融危机是幂律结构引发系统性崩盘的又一经典案例。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杠杆不断放大收益，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同一通道。次贷本质上是对风险的打包与转移，是一种风险的结构性埋藏。电影《大空头》截图当房价持续上涨时，这种结构形成了“贷款—收益—评估增值—再贷款”的闭环。它看似安全、均衡，实则依赖极少数变量（如利率和违约率）的微调。然而一旦利率上升、房价下跌以及违约激增的反馈信号被市场放大，就会引发向下的正反馈循环（也就是恶性循环），资产贬值触发连环抛售。在这一机制中，整个全球金融系统的信心仿佛被单一变量引爆，其崩溃速度远超任何线性模型的预测。

历史上的王朝兴衰，尤其是中国古代的盛极而衰模式，也体现出幂律系统的正反馈机制。在多数王朝初期，土地分配相对均衡，政府通过强制手段进行土地丈量与再分配。随着时间推移，权贵和官绅阶层通过裙带关系、金融放贷和垄断灌溉等方式逐步聚拢土地，导致贫农破产、国家税基萎缩、军事兵源枯竭、社会流动停滞。

到某一时刻，这种结构性矛盾达到临界点。起义、财政崩溃、军事外敌和制度僵化往往同时发生，最终以“关机重启”的方式解决矛盾。非常遗憾，这样的剧情在历史上重复上演了很多次。正反馈的路径如果没有负反馈机制的调节，就只能通向系统瓦解的终点。

4. 看清规则不是为了认命，而是为了破局

系统性崩溃是结构分布失衡的结果。在幂律世界中，哪怕大多数指标处于健康状态，极少数关键节点一旦失控，就足以引发连锁震荡。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治理与风险管理的逻辑：

金融监管不能只关注平均杠杆率，更要盯紧集中放贷节点的反馈模型；
城市治理不能只考虑人均资源，更要识别超负荷系统的脆弱区域；
科技平台不能只优化整体活跃度，还必须应对头部溢用的系统性偏移；
社会制度不能只宣扬机会均等，更要建立对结构性失衡的修正机制。

幂律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崩溃，但一旦出现崩溃迹象，通常为时已晚。

我们总是将极值分布视为一种错误。极端贫富、极端影响力、极端事件、极端灾难，似乎都意味着某种制度失败或道德失衡。然而，在幂律主导的世界中，极端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噪声，它是结构运行过程的自然产物，是系统内部规则被放大之后的有机结果。

我们用三个核心机制解释了幂律结构为何普遍存在，且难以逆转：优先连接使得早期优势节点不断获得更多连接，路径依赖让偶然选择演化为长期锁定，正反馈机制则将微弱差异放大为结构性垄断。它们在数学上解释了幂律的分布特征，在现实中构成了互联网、金融、权力与生态系统中的支配性结构。

而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也正是这种结构失衡的后果。我们看到癌细胞如何夺取能量而牺牲整体系统，看到金融机构如何在看似安全的路径中积累不可控的杠杆风险，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在土地与权力的正反馈机制中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揭示了人类对于幂律的系统性误判。这种误判源于进化心理的线性直觉、统计语言中的平均主义滤镜，以及制度叙事中的公平幻觉。它让我们在数字世界中低估平台的头部集中度，在经济系统中高估机会的均等性，在政治空间中误解结构性风险的真正来源。

我们理解幂律，是为了看清系统演化的真正逻辑，而不是为了推翻这个结构。在分形的世界里，作为宇宙间目前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上的统治物种成员，作为人类共祖第一万代传人，本身就意味着你已经落在生物与社会幂律分布的极端一侧。

我们要理解，在幂律结构下，个体的努力仍然重要，但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贝索斯、马云或乔布斯的传奇，本质上是他们在旧结构崩塌、新结构涌现的缝隙中，率先成了新网络的超级节点。对于普通人而言，对抗幂律锁定的唯一方式，不是在红海中内卷，而是去寻找那些尚未被定义的荒原，在那里建立你的第一次“优先连接”。在AI浪潮开始席卷全球之际，你看到机会了吗？

幂律之下，没有真正意义的均衡态。我们所见的只是一个正在不断放大差异、固化结构、选择性地记忆路径的系统。但这并不可怕，请记住，幂律并不等于命运。

幂律不是命运，看见规则的人，才更有机会成为破局者。

本文2026-08-17首发于Kuqilin's Blog，最后修改于2026-08-17

本博客所有文章除特别声明外，均采用 BY-NC-SA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Kuqilin（kuqilin@outlook.com）

敦行志

广东广雅中学2027届高三级组

第4期

2026年8月14日

编者按

本期文章，意在打破一道无形的墙。这道墙，一边是公式定理的推演，一边是诗词史哲的浸润；这道墙，一边是过往成败的纠缠，一边是未来格局的打开。丘成桐先生以一代数学大家的视野，告诉我们“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真正的创造力源于“浩然之气”，而非机械的堆砌。这启示我们，高三的复习不应只是冰冷的分数追逐，更应是一次“求真逐美”的心性磨砺——当你能从一道解析几何题中读出逻辑的优雅，能从一篇古文里悟到思维的辩证，你的备考便拥有了“敦行”的厚度。

紧接着，《你怎样解释过去，就会怎样度过余生》一文，则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犀利地指出：影响我们的不是经历本身，而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高三的起伏跌宕中，你是把一次失利解释为“我不行”的终审判决，还是“查漏补缺”的宝贵契机？你是把当下的刻苦看作被迫的感受，还是主动的成长？正如王虹、邓煜在摘得菲尔兹奖前经历的漫长沉寂，伟大的成就往往始于对“未完成”的积极重构。

站在高三的渡口，愿你能借人文之火淬炼科学之真，以重新诠释的勇气改写自我叙事，在文理交融中涵养胸襟，在自我关怀中积蓄力量。请记住，高三修炼的不仅是解题的速度，更是解释世界、定义自我的能力。以此“敦行”，方能抵达真正的“致远”。

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

作者：丘成桐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求真书院院长

世人谈及科技与人文，多将二者割裂视之，常以为科技立足理性、讲求工具、探寻自然规律；人文观照心灵、坚守价值、承载人世情怀。二者一求真、一求善，看似各成体系、泾渭分明，实则不然。孔子有言：“吾道一以贯之。”今天的学问虽越分越细，然究其根本，科技与人文从来都是同源共生、彼此交融。科技为人文立实，人文为科技立心，终归是贯通一体的大道。

情动于中，始有创造

常有学生问我：做数学，何以时常论及诗词歌赋、文史典籍？我的体会是：做学问，扎实的专业功底是立身之本，但不论是顶尖的科研突破，还是传世的人文创作，真正可贵的创造力，皆源于丰盈真挚的情志与开阔豁达的胸襟。

回望中华千年文脉，屈原赋《离骚》，司马迁著《史记》，陶渊明咏田园，李白、杜甫抒写胸臆，苏轼描摹人世沧桑，无一不是真情流露、气韵磅礴。何以故？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司马迁亦言“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能够传世不朽的经典，皆有至大至刚、至柔至远的风骨，藏天地家国之情怀，载人生沉浮之体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儒家经书奉为文之上品，贵在载道明理。我以为，这里的“道”，并非只是修身立德、关切世事的人文之道，亦是天地万物运化的自然科学之道。正因为文理本是一道、大道同源，自古希腊先贤到近现代科学大家，但凡成就卓著的学者，文笔多优美雅洁。他们并非刻意雕琢文辞，只因大道存于心、文理融于骨，悟道则文自正、理自明。

解决大问题时，科学家的主观情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探寻未知真理最本源、最持久的动力。面对震撼心弦的自然真理，他们倾尽心力追寻真相，真切感受科学定律如此简洁、有力，由衷惊叹自然结构的无比美妙。“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文天祥身陷囹圄仍坚守正道、作《正气歌》以明志的浩然风骨一脉相承。

文理相通，其道一也

我曾多次提出，数学家做一流的学问，完全可以借鉴古典文学“赋、比、兴”的创作手法。这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而是文理相通、知行合一的真实印证。近现代数学家在不同分支取得突破性成果，其思维路径、创新逻辑，和文学家高度相近。我始终坚信，好的数学家、科研学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当我们心怀人文底蕴，便能从百态人生、自然万象中汲取灵感、启迪思辨，不断打磨、完善数理理论体系，实现科学的至真至美。若故步自封，在前人成果上修修补补，便只能做跟随性的工作，做不出开创性的学问。

无论是科学突破或是人文创作，从来不靠机械堆砌与刻板复刻，要旨皆在于联想、类比、想象等创造性思维。科学家从若干看似无关的自然现象中找出联系，构造出一个统一的理论；诗人立足万千人间意象，构筑鲜活的艺术世界。二者都是从纷繁表象中探寻本质规律。没有这份创造性思维，科技难有突破，人文难出新意。中华文脉绵延千载，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曹雪芹等先贤留下的经典典籍，是滋养心性、启迪智慧的宝贵财富。无论是深耕数理科技还是研习人文史哲，我们都可从中汲取赤诚情怀、辩证智慧与开阔格局，以人文底蕴托举科技创新，以科学理性厚植人文根基。

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世人多认为科技务实致用、重在工具功用，人文风雅超然、只求精神情怀。然而，科学家探索自然之真，文学家求索人世之美，看似领域迥异、路径不同，但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同一份追求——对极致完美的不懈探寻，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一套成熟自洽的数理理论，其逻辑之严密、架构之精巧、体系之完备，不逊于一部文学经典。韦伊以代数几何拓展数论边界，朗兰兹用自守形式搭建数论的大统一纲领，我与同仁发展几何分析，皆是为自然万物之真，探寻最完美、最自洽的阐释框架。这份对极致完美的执着向往，并非功利的工具理性所能解释，而是源于本心深处对真与美的笃定信仰。

很多时候，数学家会用数千页的抽象理论，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这正是数学追求极致完美的生动体现。比如，上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提出超对称理论，预测所有粒子都有超对称的对偶粒子，即便目前尚未在实验室见到超对称现象，却持续推动数理领域诸多突破性研究。

物理学家外尔说过一句话：“假如理论和见到的现象界有冲突，而这个理论漂亮而简洁的时候，我宁愿相信理论本身。”规范场论的蓬勃发展，正根植于这份对科学之美的信仰。狄拉克完成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后也曾感慨，这套方程“优美地描述了基本粒子的性质，有些性质连自己事先都未曾想到”。这正是科学创新的奇妙之处：我们用以探寻真理的工具，终会带着我们突破认知边界，走向更远的未知。

文学家也一样。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将半生阅历与人世沧桑，熔铸成一个完整鲜活的艺术世界。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对人性与社会的刻画，远比诸多写实记录更为深刻动人。后世无数文人尝试续写，终究无人企及，只因缺少他那份至深至纯的人文情怀和贯通全局、追求极致的格局。

科技向外，以理性解构天地万物、求索自然至真；人文向内，以情怀观照人间百态、坚守人世至美。科学家和文学家，一个面对自然，一个面对人世，但内心深处对完美的向往始终不变：求真务实，止于至善。2023年，我牵头创办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至今已历四届。大会标识下有一行字就是“求真务实，止于至善”，一来是致敬历届获奖学者潜心治学的坚守，二来也是我这一辈子治学育人深信不疑的人生目标。大会聚焦基础数学、物理、信息科学和工程三大领域，注重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倡议海内外学者敞开胸襟、协同合作，立足长远谋划学科布局。大会设立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便是期许一众科研同道，在探索宇宙深奥规律的漫漫长路上，守住求真逐美的本心。

博雅明史，涵养治学

我们何以培育这份贯通文理的创造性思维，涵养求真逐美的治学本心？答案藏于博雅教育，藏于文脉浸润，藏于历史传承。我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不分文理，首要贵在真心、真情。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治学之路方能水到渠成、行稳致远。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的定力，离不开长期的人文熏陶与博雅滋养。

我这一生，获益于人文熏陶良多。10岁时，父亲便教导我诵读诗词、研读史籍、体悟古今哲学。他写的《西洋哲学史》，曾引《文心雕龙》名句：“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话至今仍激励我，治学当立千秋之志，求不朽之学，不困一时得失，不囿一隅之见。这种志向，这种胸怀，是我做学问的根基。我现在每周都坚持为学生讲授数学史课程。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前贤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祖先留下的情感传给我们。不读历史，不知来处；不知来处，便不知去处。数学史尤其如此——它让你看到一个个伟大思想是如何诞生的，让你感受到那些数学家当年的喜悦与挫折。这种感受，比任何公式都更能打动人心。

时至今日，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上较世界顶尖水准仍有差距。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方面的修养尚欠深厚，对自然之真与美，体认未足，感发未深。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和富有深度的民族，这种感情对科学家和文学家而言是共通的。前述的诸多先贤之作，比之世界文学之巅，亦不遑多让！

如今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成为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核心力量，也让文理辩证统一的价值愈发凸显。人工智能依托数理逻辑、大数据算力重塑科研范式，是人类工具理性的极致延伸，但技术迭代越快，我们越不能丢掉人文初心、价值判断与审美格局。脱离人文引领的科技是盲目的，缺少科学支撑的人文是空洞的。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科研与社会的今天，坚守文理相融、真美合一的理念，尤为紧要。

我期许新时代青年学子，怀质朴真心，守求真初心，承前贤文脉而不盲从固守，既能深耕数理、探自然真趣、攻坚原创难题，亦能浸润人文、养浩然胸襟、坚守治学初心。以人文涵养格局，以科学开拓前路，在文理交融之中探寻大道、成就自我。

你怎样解释过去，就会怎样度过余生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公众号，文本节选自《与社会学同游》

我们总以为，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然而，真正影响我们的，往往不是经历本身，而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意义。同一次失败，可以被理解为能力的证明，也可以成为重新出发的契机；同一段往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当我们认定过去“就是如此”、未来“别无选择”时，或许应该意识到：我们所记住的过去，是在无数经历中选择出来的；我们所相信的人生，也是在不同解释中选择出来的。过去并不只通向一种结论，未来也不只有一个答案。

01 一个人有多少观点，就有多少不同的人生经历

看起来，人生阅历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这些解释也不能够仅仅靠外在观察者去完成；我们去世之后，意见对立的传记作者对于我们所做或所说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有何意义常常会争吵不休。我们本人不断对自己的人生阅历进行解释，甚至是重新解释。

正如伯格森所言，记忆本身是反复重申的解释。我们记住过去的经历时，常常根据当前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的想法去重构自己的记忆。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选择性感知”。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心理学家通常把这个观念用于分析当前的情况。

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可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注意对当前的目的来说重要的事情，其余的则置之不理。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指出我们忽略的东西并且将其强加在我们的意识之上。

除非我们真的精神失常，否则我们总在选择性地召唤、遗忘和拼贴过去。虽然我们还要强调说，我们对它们不太感兴趣。面对摧枯拉朽的遗忘机制，我们决定忽略的经历实在是没有藏身之地。

在这里，我们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指出这些被遗忘的经历；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刑事诉讼中），我们才不得不面对我们不能够提出异议的证据。人们通常认为，过去的经历是凝固僵化、不会变迁、不会变异的，当前却处在永恒变动的状态之中：这样的常识是极其错误的。

正好相反，至少在我们的意识中，过去是可变的、易变的、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回忆过去的经历时往往反复进行新的解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有多少观点，他就有多少不同的人生经历。我们不断重新解释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召唤一些事件，认为它们极端重要；却把另一些事件打入另册，并逐渐遗忘。

我们有把握设想，这种重塑过去的机制（大约是语言中固有的机制）即使没有类人猿的历史悠久，至少和智人的历史一样悠久，这个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祖先度过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在那段岁月里，除了用手斧来砍砸之外，人类实在难以从事其他的事情。每一次人生仪式都是对历史的解释，每一位有智慧的老人都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家。

但是现代社会的独特之处是，这样的重新解释出现的频率高、速度快，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种重新构建世界的游戏中，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解释体系，这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情景。

02 我们总想为自己，找到一种“说得通”的人生

心理分析为许多人提供了类似的方法，让他们去重构自己的人生阅历，并且用一个有意义的方案把破碎的片段组合起来。心理分析法特别适合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中产阶级社会太“成熟”，缺乏宗教或革命所需要的勇敢奉献的精神。

心理分析体系细腻而且被视为科学，可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所以它给信奉者提供了一幅可信的肖像，与此同时并不向他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他们也不必掀翻自己的社会经济家当。在对信仰改变的管理上，心理分析显然是技术上的改进，它比基督教等信仰略胜一筹。

此外，对过去的解释还以比拟的形式展开。父母、兄弟姊妹、妻儿都被扔进一口观念的大锅里，他们从锅里出来时全都变成了弗洛伊德神殿里的人物。俄狄浦斯陪母亲伊俄卡斯特去看电影，并在早餐桌上打量他原初的父亲。有了心理分析之后，一切经历便各就其位、自有其意义了。

信仰一个能够重组人生历程中零星的数据的意义体系，能够使人获得解放并深感满意。也许，这是人根深蒂固的需要，我们需要井井有条、意向明确、清晰可解的经验结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问题，我们又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样那样的信仰改变未必就是终极的改变，而且当我们意识到人可能会一次又一次改变信仰时，也可能因这样的想法而惊恐万分。

这种经历就是所谓的“选择”（颇像人面对无数镜子时的感觉，每一次潜在的改变都是镜中映象的变化），它必然导致晕头转向的感觉，在人生无数相互交叠的视野里，人必然会患上形而上的对陌生环境的恐惧症。

倘若我们能够把社会学当作特效药丸来生产，吞下它后能够使这些视野迅速地各得其所，那该是多么令人满意啊；倘如此，我们就能够给他人以希望，使“选择”引起的认识上的焦虑得到缓解，但那只不过是给已有的神话增添一个新篇章而已。

事实上，社会学家就其身份而言，不能使人得到这样的拯救。他和其他任何人无异，他的处境必然是这样的：他接触的有关万物终极意义的信息是十分稀罕的，且常常明显带有欺骗性，但不会是压倒一切的。他没有使人大开眼界的灵丹妙药可以兜售。

实际上，社会学参考框架只不过是另一个解释体系，它可以用来解释人生经验，但也可以被其他试图解释人生阅历的体系取代。

03 你所相信的世界，来自你身处的世界

话又说回来，对于在世界观相互竞争的丛莽中觅路的人而言，社会学家能够提供简易而实用的洞见。这个洞见是：相互竞争的世界观全都植根于社会。

略微变换一下方式就可以说，每一种世界观都是一种密谋。密谋者构建一种社会情景，使他那种世界观成为此情此景中理所当然的世界观。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容易分享其中的基本预设。

换句话说，当我们从一种社会情景进入另一种社会情景时，我们的世界观会发生变化（这样我们会对人生阅历进行新的解释）。

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或罕见的天才能够独自一人栖居在一个意义世界里。我们大多数人都从他人处获取意义，并要求他人给予忠实的支持，以便使自己周围的一切意义都令人信服。

教会是对经验解释进行强化的机构，使教徒能够彼此强化有意义的解释。披头族必然拥有自己“垮掉的一代”的亚文化，同理，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和基督教科学派必然拥有自己的亚文化。

每个人都要适应他身处其中的特有的社会。每个人都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成长。

改变意义体系的人必然会改变社会关系。男人娶女人时，他一定会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他必然要放弃不符合这一自我界定的朋友关系。一位天主教徒娶的妻子不是天主教徒时，就可能会危及他的天主教信仰；同理，如果一个披头族常常和城里的经纪人共进午餐，那就会危及自己的意识形态。

意义体系是用社会关系构建的。心理分析师会给他的病人“洗脑”，并与病人一同编造出新的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会相信，他正在“发现”有关自己的真相，并且这种真相早在他进行心理分析之前就已经存在。

但社会学家对心理分析持怀疑的立场。他们认为，心理分析表面上是发现旧情况，实际上是“发明”新东西。他知道，如此的发明是否看似有道理，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强大有直接的关系。

社会学意识的参考框架使人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去感受自己的经历：人的生活阅历是在若干具体的社会环境里流动的，所有的社会环境都附带着具体的意义体系。这样的社会学意识当然不能够解决何为真理的问题，但它使我们不那么容易掉进人生旅途中遭遇的每一个传教团设置的陷阱。

换一个角度，故事会有新的意义；重新选择，人生就仍有新的可能。

本文2026-08-14首发于Kuqilin's Blog，最后修改于2026-08-14

本博客所有文章除特别声明外，均采用 BY-NC-SA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Kuqilin（kuqilin@outlook.com）

敦行志

广东广雅中学2027届高三级组

第3期

2026年8月7日

编者按:
本期的两篇文章属于“温和派”，它们的中心只有一个——发现并认识真实的自己，坦然接受，然后保持向往，静静地努力。站在高三的起点，站在高山的脚下，如果恨不得一下子登顶，你会感到痛苦且容易力竭。读读下面的文章，审视自己的处境，明白什么叫“静水流深”，从此欣然出发，笑着登上顶峰。

不要做这样的“好学生”

四川大学中文系 王红

这是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又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因此也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话题。想谈这个问题已两年多，两年前（2009年）在为本学院2007级同学讲授“中国文学”课结束时，曾作为临别寄语提及（当然是不够明确的）。一直想将想法写出来与年轻的同学交流，却始终未能付诸实行。近来深感精力衰颓，老之将至，如果再不写不说，可能就将无力整理思路，唠叨这个不太好说更不容易说清楚的话题了。拣日不如撞日，就从今天这个“劳动人民”的节日开始谈论该问题。今日所说算个“引子”，以后有暇就写一点，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每篇独立，散漫无归，均以“不要做‘好学生’”为前提。如此做法意在标明一个讨论主旨，免得时间拖久了自己先偏题，并非要当标题党吸引眼球。哗众取宠之事，我年轻时偶尔为之，现今人生向晚，时间和心力不足，已不屑为。挤一点零散光阴谈论此“非学术问题”，是为了兑现对学生的承诺，更是为对自己有个交代。

缘起：大约两年前，一个大学同学给我电话，聊起他毕业二十多年换了差不多二十种工作，极其动荡，突然问我：“你是不是觉得你老哥我特没出息？你们个个当教授了，我还在这儿穷折腾，还没折腾出名堂来。”我说：“不觉得。你老兄年轻时就喜欢新奇，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件事；我喜欢教书，就安心做一件事，我们各有所好呗。教书和开洗车场（当时该老兄正在策划一家无水洗车场）跟有没有出息没关系。”电话那端突然安静，半响传来一句：“你真这么想？”“当然。我要是看你没出息，你还可以说我没出息呢，几十年除了教书别的啥都不会。”那边猛地大叫一声：“哎呀！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能理解人了？太可爱了！你当年怎么不是这样的？”这回轮着我说不出话了。在年近半百的时候被人像表扬幼儿园孩子似地拍着脑袋叫“可爱”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何况还有当年“不是这样”即不“可爱”为参照，这就足以让人回想一下当年了。

当年，我的大学时代，时间抓得紧，分数看得重，清早六点起床，半夜十二点才从教室回宿舍，晚餐基本是在食堂买个馒头夹五分钱咸菜，边啃边向图书馆奔。我的一位当年的学弟现在的同事开玩笑说，他们年级辅导员指着我背着大书包从宿舍楼前匆匆掠过的身影教育他们读大学就得像这样学习，我这个学姐的存在给他很大压力。这个雷人的段子让我意识到自己那时有点像个上紧了发条的学习机器人。做学习机器人的结果是，四年大学，除了体育一门“良好”以外，包括大量政治课在内的所有课程全部优秀。毕业前统计成绩，无争议地居全年级第一。

当年和以后的很多年，我颇为那个“第一”自豪，以为那是我辛勤学习换得的真成绩，因为我不仅不曾在任何一门考试中有违规行为（当年考试作弊是很罕见的现象），而且不屑于考前向仁慈的老师打探范围，每当一群同学围着老师“请教”时，我总收拾书包走开。当我终于明白，为那个“第一”焚膏继晷、匆匆奔忙、无暇他顾的时候，遗漏了什么，丢失了什么时，人生已进入不惑之年。此间酸甜苦辣，不足为外人道也。

四十以后，响应学校和学院号召，我两度报考本校博士生，又两度败北，原因单一：外语不合格。我的一位硕士师弟正在川大攻博，十分不相信：“师姐，你怎么会不及格？我听说你本科时就特别会考试，没考过优秀以下的成绩。”我哈哈大笑：“老弟你不知道，当我也考不及格的时候，才算是活明白了点。”认真问过自己的内心，我从此不再报考博士生，让自己的学位终止于“硕士”。虽然当时学校有某某年后出生无博士学位不准评教授等规定，也不去理会了。在全教研室清一色的博士中，我一个硕士“没出息”地混迹其中，却自得其乐。四十多岁了，终于学会不以外界的评价指标要求自己，不乐复何如？

今天，站在讲台上，望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总在想：他们当中，倒底有多少“好学生”？有多少人想成为“好学生”？参加各类面试，听着“我希望给老师们一个好印象”的套语时，闲谈中有学生问“老师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时，看到各类活动中过分少年老成的学生干部时，我都不由地在心底叹息一声。我想告诉我的学生：不要做“好学生”，“好学生”是不快乐的。

“好学生”是难以界定的。好在不是写学术论文，不需对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作准确表述，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列出其主要特征数种供参考：

1. 缺乏独立思考精神，唯上唯书，有疑问也不敢提出异议，在长辈、老师、领导面前表现乖顺或少年老成。绝无出格行动，甚至不敢有出格思想。
2. 极重分数。小心翼翼、竭尽全力对待每一门考试、测评、选拔等。凡读书习惯于找“标准答案”，习惯于接受稳妥的意见。
3. 重视各类评价指标，看重外界评价，习惯在各类排名中评估自己，不自觉地用别人眼光看自己。
4. 莫名其妙的心理优越感。用别人眼睛看自己，却以自己为标的衡量、评价他人。
5. 极端现象：个别被体制腐蚀了的“好学生”机心过重，小算盘打得精，甚至以不正当手段谋取高分、奖项等好处。

“好学生”后遗症：

1. 人生目标高，幸福指数低；
2. 抗挫折能力弱，自我调节能力差；
3. 不合群，不可爱，甚至在人群中不受欢迎；
4. 不敢或不习惯说“不”，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权益，更不用指望其维护他人权益了；
5. 极端者可能蜕变成不择手段钻营的人物。

如果说，做“好学生”是一种病症，显然是预后不良的。

我的学生都比我聪明，他们的人生理应比我宽阔美好，不至于像我这般，到不惑之年才明白自己患的是什么病吧。

每一个痛苦的时刻，都是一个自我关怀的机会

作者|施雨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又搞砸了，我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吧。我愚蠢至极、无聊透顶、一无是处，又有谁会爱我？我们对别人友善，却对自己刻薄。如何才能学会关怀自己？本刊记者专访了克里斯托弗·杰默（Christopher Germer）和黄小玉。克里斯托弗·杰默是哈佛医学院附属剑桥健康联盟的精神病学讲师，也是“静观自我关怀”（Mindful Self-Compassion, MSC）课程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著有《不与自己对抗，你就会更强大》《静观自我关怀专业手册》等著作。黄小玉是同伴教育机构“海蓝幸福家”的创始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静观自我关怀老师和师资培训师之一，在中国教授“静观自我关怀”课程十余年。克里斯托弗·杰默提示我们，人们都有关怀的能力，只不过 78% 的人都是对别人比对自己更好。自我关怀就是让自己也成为关怀的对象，让关怀自由全向地流动。我们需要“柔软的自我关怀”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重建与自己的关系，建立稳定的内在价值感，也需要“勇敢的自我关怀”来做出正确的行动，在益愈艰难的世界中获得前行的力量。

换一种态度对待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将“静观”和“自我关怀”两个概念整合起来应用于心理治疗的先行者，“静观自我关怀”的方法是如何提出的？这两者的整合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托弗·杰默：我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长期专注于焦虑症的治疗，而我自己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经受着对公共演讲的焦虑。我坚持做静观练习，尝试冥想、横膈膜呼吸法、剧烈运动，各种各样的办法都于事无补。最后，我拜访了一位冥想老师，她告诉我，我只是需要去爱自己，她提出了一些简单的指导，让我对自己说一些善意的话，“愿我平安”“愿我健康”“愿我自在”。在2006年，这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心理学者们从不这样做。我们总是尝试从问题中脱身，而当我们想要摆脱问题时，事情只会更糟。伤痛在抗拒中持续，在接纳中疗愈。我意识到公共演讲的焦虑并非是焦虑障碍，而是一种羞耻障碍，我无法接受自己站在讲台上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我无法接受同事认为我无能。羞耻感的深处是对被爱的渴望，当我关怀自己，我的心才得以休息。2010年，我和克里斯汀·内夫（Kristin Neff）一起创立了“静观自我关怀”课程。研究“关怀”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有进化论的、生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我们的方法则是建立在静观练习的基础上。1979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开启了静观在临床上的运用，基于科学而非宗教的静观训练开始出现。2003年，克里斯汀·内夫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自我关怀的论文，奠定了自我关怀的三个组成部分，并制定了测量自我关怀的量表。“静观自我关怀”的提出建基于两个领域长期以来的科学研究。静观自我关怀并不是一种心理疗法，而是帮助人们发现和创建资源的方法。心理治疗侧重于减轻痛苦，而资源关注的是增强力量。静观是对每时每刻的体验不加评判的觉知和接纳，自我关怀是对我们自身的广阔而温暖的爱意。静观关注的是体验，它问的是：“我正在经历什么？”自我关怀关注的是体验者，是人，它问的是：“我需要什么？”可以说，静观自我关怀是“有温度的静观”，两者能够很好地相互补充。

三联生活周刊：自我关怀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为什么人们很难自我关怀？我们要如何做到自我关怀？

克里斯托弗·杰默：当生活中出现问题，我们可能会对自己说：“你这个蠢货！你以为你是谁？你怎么做了这种蠢事！”我们感到痛苦，于是把自己藏起来、反当痛苦、捶打自己，我们的想法从“我感觉很糟糕”变成了“我是个糟糕的人”。但自我关怀使我们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一个懂得自我关怀的人会说：“此刻我感觉很糟糕，我对自己做的事感到后悔和自责，我太差劲了。但我不是唯一有过这种感受的人，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形，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愿我接纳原原本本的自已，愿我学着爱自己。”这两种回应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不是语言文字，而是态度和语气的差异。不是批评、攻击、羞辱，而是尊重、理解、陪伴。当你问“我能够做什么”时，答案将是你有无数的事情可以去做，这些话语都存在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善意、友善、温暖和鼓励，这就是自我关怀的本质——一种全然不同的态度。人们很难自我关怀，这一方面是一个生理学现象，当我们感到痛苦或恐惧时，我们处在生理学上的压力状态，我们感到威胁，我们要么攻击，要么逃跑，要么冻结，而关怀的基础是感到安全。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文化现象，所有文化都告诉人们不应该自私，人们往往认为自我关怀会陷入自私和自怜，让人失去动力、变得软弱、自我放纵。然而，8000多篇自我关怀的研究文献显示，结果恰恰相反，自我关怀一再被证明对心理健康、减少焦虑和抑郁、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改善人际关系是有益的，懂得自我关怀的人有更强的情绪韧性、更强的关怀他人的能力和更强的实现目标的力量。自我关怀的核心是态度，是善待自己的意图。生活中，当你对自己感到不满、感到挫败的时候，可以学着提出三个问题来培养这种态度和意图：“我需要什么？”“如果我的朋友处于同样的情况，我会如何对待他？”“以前遇到的困难中，我是如何成功关怀自己的？”这三个问题就像火车的引擎，能够将整辆列车拉向自我关怀的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静观自我关怀的课程遍布全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精神需求有什么差异？

克里斯托弗·杰默：文化的差异性是必然存在的，但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与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之间的差异，比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巴西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一般来讲，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更容易学习“自我关怀”，即使在有集体创伤的情况下，因为人们更注重群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更紧密，并且在群体活动中互相帮助，他们善于关注、理解和回应别人的需要，从而练就了强大的“关怀肌肉”。我们学习关怀自我的方式，就是用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来反过来对待我们自身。当我们懂得关怀别人时，关怀自己也就不难做到。相反，集体创伤比较多且人与人之间相对远离的国家，接受自我关怀就更加困难。

在自我关怀中与他人连结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下中国，很多年轻人爱自己的方式是买昂贵的衣服、吃精致的食物、对老板不满就“开除老板”。做对别人疯狂而对自己好的事情，这是“自我关怀”的正确方式吗？

克里斯托弗·杰默：“想要”和“需要”是不一样的，“想要”来自脖子以上，“需要”来自脖子以下。我们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想要”，却无法从中获得满足，我们只能从“需要”中感到持续、深刻的满足。自我关怀所做的是帮助我们满足需求，而非满足欲望。所以，自我关怀的核心问题是：“我需要什么？”而不是我想要什么。这些需要是人类共通的，一般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在身体上，我需要什么来保持健康；在心智上，我需要什么来滋养我的头脑；在情绪上，我需要什么来感到快乐和满足；在关系上，我需要什么来拥有一段好的关系；在精神上，我需要什么来探求真正的自己。自我关怀给了我们勇气，去追问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与此同时，自我关怀蕴含在一种相互联结的感觉里。自我关怀的三个核心是静观觉知、善待自己和共通人性，共通人性是其中最神秘和最有力量的方面。当我们批评自己，我们会感到孤独、与他人分离，认为“其他人都过得很好，我是唯一无可救药的失败者”。自我关怀让我们学着意识到，我们此刻所经受的痛苦是人人都有的，生活的挑战和个人的失败都是生而为人的一部分，这一切都是自然的、被允许的。每一个痛苦的时刻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感觉到与他人更加亲近，我们并不孤单。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可以自给自足，是不是只要和自己在一起就行了？

黄小玉：自我关怀是雪中送炭，但人际关系还可以锦上添花。自我关怀打开了我们内心爱的源头，让我们可以按自己需要的方式、 7×24 小时随时随地爱自己，这叫自给自足。没有人会真正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也无法真正爱别人，这是为什么自我关怀是雪中送炭。我们先得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被别人爱。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三大核心基本需求，除了安全和成就，就是与人的联结。很多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误以为自己的孤立是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 他们都生活得好好的，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个点上看问题，把问题归因于自己的错或者别人的错，分别给人戴上受害者或者施害者的帽子。自我关怀除了温暖有爱，也是智慧的练习，它的核心三要素之一——共通人性——指的就是不要把你的问题当成你一个人独有的问题，你的问题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在经历或曾经经历，你所有的痛苦都有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你所有的情绪都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求也是一样的。每个人每天说的话、做的事不一样，脾气秉性不一样，但本质上，他们其实都在说：“请你爱我吧。” 因为缺爱而恐惧、而焦虑，因为缺爱而羞愧、而愤怒，因为缺爱而悲伤、而压抑，都是人类共通的路径。如果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自己，也就能深刻地理解他人，从而在人际关系中更加游刃有余，我们能守住自己的边界，也能照顾他人的需求，我们不为难自己，也不强求他人。一个彼此舒服的关系就产生了，锦上添花就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下人们的许多精神症候，与高度竞争和优绩主义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静观自我关怀”如何帮助我们应对这样的社会环境？

克里斯托弗·杰默：在高度竞争的优绩主义社会，我们的价值是由我们的生产力、由我们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来衡量的，我们是外部力量的奴隶，丧失了内在的自由，依赖于外部认可而形成的价值感是不稳定的。“自我关怀”提供了另一种体验价值感的方式，价值来自于内在的善意与关怀。 人们依然需外在认可，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都需要其他人的爱和联结；但能仅仅依靠外在评价。善于自我关怀的人有更稳定的内在支持，他们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爱自己、笃定自己的价值，他们的动力来自正向的激励而非负面的批评，因而有更强的内驱力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黄小玉：现在的成年人和青少年都面临激烈的竞争，社会比较普遍的是强调“自尊心”，不过这其实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自尊是通过和别人比较而产生的，我需要超过平均线、比别人好我才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这个自我价值感不稳定，它取决于你跟谁比。其次，自尊带来的价值感是基于外在表现的，比如“好成绩≡好孩子”，如果下次没考好，就不是好孩子了。再次，基于比较的价值感会带来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隔离，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远离。当我们向外寻求对自己价值的确定时，就会到处想要证明自己，从而加剧竞争、忽略共赢，忽略了欣赏其他人的天赋才华或能力，也没有时间欣赏自己。而自我关怀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来自于我就是我，来自我独一无二的存在。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会犯错，但我也有自己擅长的，也有优秀和可爱的地方。善于自我关怀的人看自己，就像最爱自己的人对待自己一样——就像永远站在你这边的爷爷、奶奶，他们不管你考多少分、工作好不好，只要你回老家，就给你留着小时候爱吃的东西，用花手绢包着放在枕头底下要拿给你，满心满眼都是你，他们爱的是你这个独一无二的人。自我关怀让你在任何一个状态下，都能靠近和陪伴自己，不是只有成功的你才会被爱、才有价值，落魄的、不堪的、挣扎的你，也同样值得被爱，也有价值。

通向行动的自我关怀

三联生活周刊：自我关怀是会让人类更加安于现状，还是更加追求卓越？如何能够让我们形成更强的内驱力？

黄小玉：自我关怀本质就是爱自己，不仅是在遭遇挫折、情绪搅扰的时候爱自己，或者日常生活中给自己滋养和赋能，也有面对人生长河、更深切的爱自己。最深切的爱自己，就是按自己的意愿来活，活出更高版本的自己，善用上天、时代、父母以及周围的人和事给我的天赋和资源。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般都有成长心态，都有动力不断自我超越。 我理解的内驱力，就是我有（目标）十我愿（为之努力）十我敢（不怕失败）。自我关怀帮助我们一次次回到自己，了解自己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不断明确自己的目标，而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出于压力或恐惧去服从或讨好，而是我喜欢这个事，出于热爱去做。大多数人安于现状，是因为没有对“更好的自己”的向往和相信，或者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更多的人是因为害怕失败，害怕被别人批评、否定，所以退出、逃避、不参与。 自我关怀程度高的人，依然会追求卓越，但不会是完美主义者。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动机和回应自己的态度。完美主义的人关注事，一定要达到某种程度、做成某种样子才算成功，比如必须100分、第一名，不然就一文不值；在没做到的情况下，他们要么批评自己，要么抱怨他人，还可能自暴自弃，用对抗、逃避或陷入的本能方式来回应。追求卓越本质上是自我关怀，他们的关注点是人，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我可以尝试什么、我和自己比有什么进步。 如果阶段性成功了，他们欣喜、庆祝，如果不成功，他们理解面对这种情形的困难情绪，可以接纳自己暂时的不成功，依然愿意陪伴自己、相信自己，从而更加敢于再次尝试。他们不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更好地成为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自“静观自我关怀”提出15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人们经历了疫情、战争与经济下行，“静观自我关怀”方法如何应对这些新变化？

克里斯托弗·杰默：当我们提出“静观自我关怀”时，我们只关注了“柔软的自我关怀”（Tender Self-Compassion），通过身体的安抚、情绪的安慰、对自我感受的接纳来实现关怀，接纳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保持现状。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但他还要养活三个孩子，他要怎么办？如果一栋楼在燃烧，有人在其中等待救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需要行动。随着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变得越发艰难，我们现在同样需要考虑“勇敢的自我关怀”（Fierce Self-Compassion），这种自我关怀通过行动来改变现状，它包含三个方面：保护、满足和激励。首先，保护我们自己，如果你遭遇不公、受到伤害，对你正在经历的一切说“不”。其次，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意味着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并在行动上尽全力去使其满足。如果我感到不安全，我需要做什么才能感到安全；如果我感到迷失和无意义，我需要做什么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意义。尤其当我们的生活中充满阻碍时，我们遭遇失业、罹患病痛、孩子在学业中挣扎，世界变得越来越难，我们如何才能带着能量与热情继续前行？最后，这需要善于激励的品质，我们的心中需要有一个教练，不断对我们说：“你可以做到！试一试，向前迈进！”“柔软的自我关怀”和“勇敢的自我关怀”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就像阴阳两面，相辅相成。

三联生活周刊：“静观自我关怀”课程在中国通过同伴支持的教学方式推广，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自我关怀？

克里斯托弗·杰默：学习自我关怀最好的方式是在群体中学习。当我们处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就容易感受到威胁，从而开启战斗模式。而当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关怀的环境中时，会感到安全，从而学习关怀和自我关怀就会变得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努力建立这样的学习社区。我们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只是把人们加入关怀者的圈子当中。我们天然地能够关怀他人，我们只需要加入其中。 我希望大家理解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关怀是一种心境，它像太阳一样全方位辐射，向内向外，向左向右。我们所做的只是纠正一种失衡，因为人们常阻断了照向自己的关怀，承受着不必要的痛苦。我们在做的就是去除这一阻碍，让关怀自由地向各个方向流动。当这一点实现时，受益的将不仅是我们个人，还有我们共同体和我们的文化。

（标题有改动）

本文2026-08-07首发于Kuqilin's Blog，最后修改于2026-08-07

本博客所有文章除特别声明外，均采用 BY-NC-SA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